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治，碑文(志铭)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。对后世诸多学科、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古时的帝王、将相、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，死后还要继续享受(尽管是不可能的)。在物质上(含生灵方面)君王死后，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、武士、嫔妃殉葬外，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。秦皇杀“三良”(三个良臣)陪葬，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，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。秦皇兵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迹，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，将更会使全球惊叹。秦陵的穷奢极侈，堪称举世无双，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，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(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)以美丽动人的文词，把死者赞扬，为超越时空，可以勒之金石，播之诗乐，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(多是让死者升天，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内容)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，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。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雕塑家为之服务。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，不惜牵强附会，编出溢美过誉之辞，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，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。东汉学者、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：“吾为天下碑文多矣，多有惭容，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，”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，只有一篇《郭有道(名泰、字宗林)碑文》是名副其实妁。唐代韩愈被苏轼称为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齐天下之溺”的思想家、大文豪，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，一生写了大量碑文，而千古传诵的只有《柳子厚(宗元)墓志铭》。宋、明、清等时代，著名文人写的碑文，真是汗牛充栋，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《五人墓碑记》脍炙人口。
墓碑催生了碑文、墓志、墓志铭、神道碑的文体。碑文、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、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。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，为诗、词、曲特别是抒情诗、骈体文等提供借鉴。碑文、志、铭为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丧葬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，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、墓穴与墓内的布局、陈设、装饰，又成为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装潢等学科、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。
常言“碑以书传”，这书指的是书法。无论是墓碑、庙碑、纪念碑，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。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。由于水、火、战乱等灾祸的毁坏，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，如能得到蔡(邕)、颜(真卿)、柳(公权)、欧(阳询)、苏(东坡)、赵(子昂)等人写的碑文，便价值连城了。汉代盛行隶书(字)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。隶书虽笔法简练、圆润，但到了北魏时期，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。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，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，后世称为“碑体”，它不像篆体的古奥，也不像真(正)字的呆板，也不像草体的难认，更不像隶书的四乎八稳。别笑它缺个点，少一撇，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，但它写起来随和，看起来顺眼。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，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，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，加以研介临摹，自成一派为“魏碑”体。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。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，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，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，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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